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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04年9月 作者：胡德华）
清明节前夕，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接受了凤凰卫视陈鲁豫的专访。提起父亲，他有说不完的话。一席畅谈中，他也完成了对父亲的一次祭悼。
2004年初春季节，北京，一座老式四合院，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的家，胡德华给我们讲起了很多关于他和他家人的故事。
胡德华是胡耀邦与李昭的第三个孩子，1948年出生。1952年，胡耀邦调任中国共青团中央任书记，胡德华跟随母亲来到北京。
我小时候跟爸说结巴
小时候，我爸跟我们谈的非常少，倒是他在“文革”中被打倒了，我们谈话多了一点。我爸那会儿结巴，我也结巴。我记得他开会的时候总说，啊，那个那个，我也跟他学，啊，那个那个……然后他就把我给轰走了。
父母在一起时都是谈工作，他们不谈柴米油盐。我妈比较严，我不想去上全托，她打了我一顿。爸爸很和蔼，特别喜欢孩子，常带我和别的小孩出去玩，当时我感觉团中央特别温馨。
1952年，37岁的胡耀邦在团中央主持工作，1964年年底调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。胡耀邦在当地强调民以食为天，号召加强粮食生产而不是阶级斗争。经济明显好转，却让他遭遇长达三个月的政治批判。
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些事，我还觉得他在那儿不错呢。后来我就听说他当时身体非常不好，我妈特别着急，他去陕西，我妈还在北京工作。
他的病叫蜘蛛网膜炎，人家说有生命危险。当时叶帅就去了，说，耀邦啊，那个检查通不过就算了，你认识不上去就不认识了。因为让爸承认他反党，他当然不承认，不承认就一次一次地通不过。爸说不行啊，检查还没过呢。叶帅就连拉带拽地把他拽回了北京。
叶帅救了他，要不然有生命危险，他生病时还在开批斗会。张爱萍动情地说，耀邦在陕西有功，陕西肥了，耀邦瘦了。
1965年，胡耀邦从陕西回到北京，继续在中国共青团中央工作。但政治风暴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。
爸爸从陕西回来后，他还挺乐观的，还带着他喜欢的那些别人家的孩子玩。后来有一次，我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一个材料——《胡耀邦在陕西的反党言行录》。现在，让我讲他在陕西干了什么，我讲不出来，那本《反党言行录》倒是记录得很好。当时我看了简直就是晴天霹雳，吓得跟谁都没敢说。那个阶段他在生活中还是很平常的，你甚至看不出一点焦虑，或者沮丧。
“文革”中，爸爸敢怒敢言
1966年，“文革”爆发。面对动荡、危机四伏的政治时局，胡耀邦依然敢怒敢言。
我爸人特别，那些言不由衷的话，他都不讲。“文革”时，造反派到我们家来。我原来很少见我爸生气，他就跟那些造反派拍桌子，尽管那会儿人家打他白打。他们在那儿吵我就在外面听，后来人家就说，贺龙是土匪。我爸跟造反派拍桌子，他说，谁说贺龙是土匪，贺龙是共产党员，是我们的高级将领。等那些人走后，我就跟我爸说，街上大字报都说贺龙是土匪，把他气得说不出话来了。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人家怎么说，贺龙是有功之臣，是开国元勋。我说，你承认了也没关系。他说我就不能承认，我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。他在写材料时，都没有写那些言不由衷的话。
“文革”爆发之初，中央直属机关中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共青团中央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，由身强力壮的“小将”们把胡耀邦硬拽到批斗台上去接受“大批判”。
胡耀邦去世之后，胡德华一家人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。他特别高兴地告诉记者，他们单位刚刚分给他一套经济适用房。他比记者想像的还要平民化，这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。记者觉得胡德华对父亲充满了敬畏，事隔这么多年，他回忆起父亲批评自己的情形，好像还是很慌乱，完全不像是大公司的董事长，而像是父母身边那个年幼不懂事的孩子。
我爸爸平常不太发脾气，真要发起脾气来可不得了。他跟我发过脾气，那是在“文革”当中，他被罢官，关在团中央，每天参加批斗，一直没回家。后来国庆节放假，团中央给我打电话说，来接你爸回去。我就骑自行车去了，一看见我爸就特别难过，就哭了。我爸特生气，说你哭什么，不要哭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我就叫了一辆三轮车，跟爸一块儿回去了。那是他第一次跟我特别凶说话，但那也不能怪谁呀。
“文革”中，爸仍希望发展经济
“文革”中，胡耀邦屡受批斗，他的妻子李昭也在牵连之中。1969年，21岁的胡德华从学校毕业，当上了一名路政工人，每天干着强度极大的体力劳动。儿子当了工人，耀邦并无异议，他还鼓励胡德华用第一个月工资给家人买礼物。“文革”期间，胡德华也是因为特殊身份受到了牵连。
那时我妈是北京市纺织局局长，彭真被打倒，我妈跟着倒霉。
一开始我爸爸也不跟我谈什么，因为他怕影响我。后来他跟我讲，“大跃进”把经济搞得这么差，刚刚好一点，就又这么闹，会把经济搞坏的。当时我还批判他呢，我说只要大家都革命了，经济自然好了。他就跟我大发脾气，他说，你知道我们党为了经济付出了多大代价，做出了多大努力，又这么给弄坏了，国家怎么得了啊！不劳动，不工作，怎么能够创造财富啊！
那段时间我在南京，工作很辛苦，但是我也没觉得怎么痛苦，不过有一点让我觉得很不好，就是我老被当作要被改造的典型。
后来我就去当兵。到了高校又开始招生那一年，解放军也考试，我考得非常好，但是没有消息。我就去问军首长，他说，这还不是因为你爸吗？管教育的人叫王曼田，她说，小胡是老胡的儿子，他怎么能上学呢，这是咱无产阶级的学校，然后就给拉下来了。
这个打击对我太大了，因为谁都想念书。军首长说，小胡啊，这个王曼田能通天的，我们也不敢惹她，你就还在部队里努力工作吧。
直到1973年，胡德华才最终被南京通信兵工程学院录取，了结了他上大学的心愿。而父亲胡耀邦的政治命运也是在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才出现真正的转机。
九大以后，我爸不再被批斗了，但还是坐冷板凳，一直坐到1975年小平同志上来，爸爸到中科院当党组书记。他在中科院搞整顿，恢复专家的待遇，解决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。跟“文革”又不对了，他7月份去的，到10月份跟小平同志一块被打倒了。
复出后，爸夜以继日搞平反
1975年，邓小平二次复出，胡耀邦也重新“出山”，但仅一年，再次被“揪”出。直到1977年，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。在履任的第一天，面对历次运动中留下的无数冤假错案，面对用鞭炮来欢迎他的中组部人员，胡耀邦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积案如山，步履维艰！”那时，胡德华在南京和妻子建起了小家。而远在北京的父亲尽管年过六旬，但面对积案如山的现状，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。
有一年，我们到中南海的小招待所吃饭，服务员跟我说，她给我爸他们服务过，那会儿没白天没黑夜的，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，累极了。
那时爸爸心里想的就是为中华民族，一定要抢时间。搞平反时，我说，右派怎么一下子就都摘帽了，得一个一个审查没问题才能摘帽吧。我爸说，你算过没有，你一天审查一个人，50万人，要审到什么时候去？改造了这么多年了，当时也不是右派，有很多人是发自内心地提意见，这种人都把他当作右派，再一个一个甄别，到死也轮不到他。但很多中央领导有不同意见，觉得这么平反好像太宽了。
70年代末期，胡耀邦恢复工作，一个人居住在富强胡同六号。每天来自全国各地上访的人络绎不绝，胡耀邦说，凡是找他诉说冤情的一律不准阻拦。
1982年，在中共十二大上，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。胡德华说，那几年，父亲忙碌而紧张，就住在办公室里，只有周末才和家人团聚。胡耀邦任职总书记期间，正是中国打开国门之后的重要阶段，“七五”计划实施。
爸爸没有留下遗嘱
1989年4月8日，胡耀邦突发心脏病，当即送往医院抢救。4月15日7时53分，74岁的胡耀邦离开人世。
每年到我爸去世的日子和他的生日，好多好多人都到家里来，表示一种怀念，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。
爸爸去世非常突然，没有跟任何人说什么。但是他的为人，我们的几次谈话，我一直记着，他一直是我的楷模。
1986年，胡德华携妻儿回到北京。之后，他从中科院辞职下海，历经十余年商海沉浮。如今，胡德华和母亲还居住在这座旧宅子里，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，摆放的是胡耀邦的照片。
胡德华说，母亲的身体挺好，兄妹的工作也顺利，一到过节时，全家都会聚在一起……
（施中摘自《人物周报》）
敢怒敢言胡耀邦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