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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帅爸爸教我面对生活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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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字:元帅爸爸教我面对生活 2006-10-13

 

(2004年10月 口述:叶向真 整理:建青)

我家有个元帅“孩子王”

也许受儒家教育的影响,父亲的性情比较温和。记忆中父亲对我最严厉的一次,就是我在山西(八路军总部)的时候。当地老百姓养有很多小狗,父亲不是广东人嘛,人家送狗来就是给他吃的。我心疼小动物,偏不让工作人员宰杀它们,还把所有的狗都抱到我睡的炕上去。第二天早上,我闯了大祸,工作人员向我爸告状说,我的床上都是狗屎。我爸是个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的人,加上那时候我也小,五六岁的样子,根本不可能自己收拾,肯定很麻烦工作人员,这下我爸就火了。当时我正在院子里玩着呢,他像拎小鸡儿似的拎起我来,把我搁在台阶上,然后抄起一枝卡宾枪来,喀啦一声拉开枪栓,然后拿它对着我。一开始我吓得不敢哭,后来实在忍不住就哇哇大哭起来。有枪对着自己,五六岁的孩子那还不害怕,我爸就喜欢采取这种恐吓的方法教育我们。

自从我家搬进中南海后,父亲经常和我们小孩玩,是我们整个大院孩子们的“孩子王”。我记得妹妹小时候,总是吃了东西不知道饱,每次都胀得特别难受,然后就吐,吐完后她还接着吃。小孩儿们就是这个样子,一回到家里,好吃的东西多嘛,于是就拼命吃。而爸爸总利用我们嘴馋的时机出考题,他要么指着筷子问我们英文怎么说,我们就回答Chopsticks(筷子),他这是想考一遍我们对单词的记忆力;要么就先是不动声色,继而就突然指着妹妹说:“It is(这是)馋狗。”妹妹叫“馋狗”的外号就是父亲给起的,哥哥姐姐们知道后,都开始笑话妹妹。我妹妹那时年纪很小,她不知道我们笑什么,但她知道我爸爸肯定说了自己什么不好的话。我哥哥比较调皮,经常学我爸爸的腔调笑话妹妹,然后他们俩就围着桌子,一个在前头端着碗跑,一个在后头端着碗追。我爸爸就在一边得意地笑。

有一次,是1955年吧,我和二哥随爸爸去大连出差,我们住的招待所还可以。所谓土包子开洋荤吧,我们小孩子从没穿过那么大的毛巾浴衣,我二哥特高兴,穿上后就舍不得脱,很神气地走到哪儿都穿着。我爸爸见此情形也不说别的,就给我们讲了个故事。他说,世界上有一种狗不懂得换毛,而按照自然规律,所有的狗到了春天都应该掉毛,到了秋天再长出来,但是这种狗不这样,这就叫“寒狗不识热天”。他讲完后就走开了,气得我哥嘴巴都噘起来了。我们就是在父亲的玩笑中渐渐长大的,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。

我的牢狱之灾曾让父亲心酸流泪

1967年,叶向真、刘诗昆夫妇作为叶家成员首先遭逮捕,被关押进专门关押刑事犯人的功德林监狱而且一关就是3年。

在监狱里,各种处罚都比不上让人不见天日来很严重。那时候我们盼望着,能允许我们出去扫扫地呀,去干点什么活儿呀,可实际上我们作为重要“政治犯”,根本就不让出去活动。进监狱后的头两个月里,其实连风都不给放,人只能呆在一间8平方米的屋子里,屋里都结冰了,还睡在冰冷的木板上。我觉得我本质上还是比较乐观的,在狱中,总能闹哄出新鲜花样,因此,我成了功德林里备受“重视”的一个人。

我闹哄的方法很多,比如说把扫帚上的扫帚苗弄下来,偷偷放在油盒里头,加点水,放点手纸,然后就能够自己培养出带点儿绿色的幼苗,我觉得很开心,像是生活有了寄托。再比如说,我把头发弄下来一撮儿,绑在牙刷上,趁那个管我们的人不注意时,蘸着水在水泥墙上练字儿——后来他们检查时问,你这是干什么?我就撒谎说那是牙刷,他们很纳闷,为什么拿这东西刷牙,我就解释说我牙齿里头有个洞,别的牙刷够不进去。由于管事的认为我那只绑着头发的牙刷也没什么危险性,就不管我了,我那只头发做的牙刷毛笔因此就一直保留下来了,用它练字的那点乐趣就算是在狱中聊以自慰吧。

由于周总理的干预,1970年我终于重获自由走出牢狱。因为差不多被关了3年的单人牢房,所以我出来后不会讲话,还怕听到声音,就跟侯宝林在相声里说的那样,马路一乱我都会觉得受不了,这让我一度无法正常生活,每天都只是傻呆呆的那个样子,父亲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面对父亲的眼泪,当时我没有太深的感觉,后来每次回忆至此,我总是非常激动,因为那是他的真情流露啊!他当时心里可能在想,自己这个女儿也许会傻掉。父亲对此事一直心存歉疚,他知道,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,完全是因为自己,他真害怕我身体恢复不了。可事实上,一年以后,我就基本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。

20万元拍《原野》终获“百花奖”

我父亲原本希望我去学园艺,实际上他不希望我学导演专业,他觉得这行当有点儿不务正业。后来我连吭都没吭一声,就自作主张考上电影学院后,父亲好长时间都不理我。

在我报考电影学院的时候,面试是考即兴小品,然后是考朗诵,主要是考即兴发挥。由于我不仅朗诵好,表演也到位,当场逗得那几个考官儿哈哈大笑。最后,考官把我叫过去还让我喝了杯水。我当时一看所有考官儿都笑眯眯的,等那杯水喝下去后我就想,我应该是考中了。

我父亲对我所学的导演专业一直没什么态度,既没表示赞赏,也没有表示反对。等我拍完电影《原野》后,请他看过这个片子,他才给了我一个说法。当时,很少正面去批评别人的我父亲说,他明白我究竟在干什么了。

1972年,我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,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。实习结束后,我留在了这家医院当外科医生,前后做了7年与文艺和电影毫无关系的医务工作。

1978年,邓小平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,彻底终结了“文革”。此后的第二年,我才又回到文艺界,在中新社拍摄纪录片。

我很喜欢曹禺写的《原野》那个戏,所以就想和几个朋友把它编成电影。那时候,中新社还没拍过故事片呢,而是一直都在拍纪录片。当我提出来我要拍《原野》时,我们的领导吴江听了半信半疑,最后他就问我:“给你20万元你拿得下来吗?”我那时也愣头青一个,简单想了想就拍了拍胸脯说:“我拿得下来。”

那个时候我跟现在的先生罗丹还没有结婚,他出主意说我们应该先拍一些非常漂亮的镜头让领导看看,领导一高兴,没准还能追加些投资。所以我们就到了东北,就像我们在《原野》开头用的那些漂亮的摄影镜头,就是第一批拍出来的,而领导也果然就中了“圈套”,说如果20万元不够的话就追加钱,后来还真是用了20万多一点儿的钱就把这部戏拍完了。

香港教会了我平和做人

我先生罗丹就出生于香港,所以我父亲病故之后,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就回到了这里。在为父亲守孝3年后,我也要求跟随先生到香港去——我们夫妻要团圆嘛,总是两地分居也不行,而且那个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呢,政治上有点敏感。还好,负责审批手续的同志理解我的心情,还说反正我爸爸已经走了,可以让我出去了。

我们夫妇初到香港时过得十分艰辛,在这个社会大学里学会了很多以前不知晓的东西。一开始也不知道天高地厚,总而言之是人家说什么好经营,我们就去尝试尝试,本来觉得很有希望的事情,到最后难免碰得鼻青脸肿,真是很艰难。人家一听说我是叶剑英的女儿,都说今天见着我们很荣幸,好话会说一大堆。可当我们提出是不是可以跟他们做点生意时,在座的人就开始讲话吞吞吐吐了。人家说别的事情都可以谈,请你吃顿饭也没问题,但说到做生意这种事,人家确实没法信任你。好在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之后,如今,我们在香港有了自己的公司,经营各种项目,慢慢地站稳了脚跟。现在,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,常常往返于香港和北京之间,我依然风风火火、热情高涨,只是内心之中多了一分从容与平和。

(彭瑰红摘自《中国妇女》2004年第5期)

元帅爸爸教我面对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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